作者：張明君（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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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利他、懲罰、公平分配、發送信號……諸如此類的社會行為在人類及其他社會性動物中普遍存在，并在其群體結構的維持、發展和演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解釋社會行為產生的原因，揭示其起源與演化的條件、機制和過程，是社會科學哲學的重要議題，對理解社會性的本質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傳統的理性選擇理論認為，社會行為的出現是人類在“自然狀態”下基于理性推理能力進行選擇的結果。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傳統的理性選擇理論不足以解釋社會行為的起源。一方面，人類的很多社會行為違背了理性選擇理論的某些基本原則；另一方面，社會行為并非人類所獨有，一些通常被認為沒有或僅具備較低理性思維能力的動物，也會表現出與人類類似的社會行為。與之相對，作為一種跨學科理論框架的演化博弈論（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在過去的20多年里蓬勃發展，為研究社會行為的起源與演化提供了極富潛力的新的理論工具。

起源與發展

演化博弈論的前身是經濟學領域的博弈論（game theory），最初用于研究人的經濟行為。博弈論的思想被引入演化生物學后，經過生物學家的改造與發展，逐漸形成了演化博弈論的理論體系。演化博弈論是社會科學理論遷移到生物學的成功案例，其發展成果近來又開始反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

在經典博弈論中，一場博弈通常包含三個核心要素：博弈者（players）、策略（strategies）和收益（pay-off）。這些要素可以通過收益矩陣（pay-off matrix）的方式呈現。以博弈論中著名的博弈類型“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為例：假設兩名犯罪嫌疑人被指控合伙犯下一起案件，并被關在不同的房間里審問。這兩名囚徒就成為這場博弈的參與者（即博弈者）。他們每人都有兩種策略可以選擇：保持沉默或出賣同伙。該場景能夠成為一場“博弈”的關鍵因素是：每位博弈者的收益不僅取決于自己采取的策略，還取決于對手的策略。當兩人都保持沉默時，各自只被判入獄1年；當兩個人都出賣對方時，兩個人都被判入獄5年；當一個人保持沉默，而另一個人出賣對方時，保持沉默的人被判10年，而出賣同伙、提供情報的人則無罪釋放。該博弈可以通過下表所示的收益矩陣來呈現。

“囚徒困境”博弈的收益矩陣

博弈論被引入演化生物學后，主要用于研究生物表型（phenotypes）的演化。與經典博弈論類似，演化博弈論中的“博弈”同樣包含三個核心要素：博弈者、策略和收益。但與此同時，兩種理論在以下三個方面表現出顯著的差異性。

其一，在經典博弈中，博弈者被視為理性的行動者，博弈者采取何種策略取決于哪種策略能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比如，在囚徒困境的博弈中，不論對方選擇保持沉默還是出賣同伙，個體選擇出賣同伙的收益都要高于保持沉默。因此，出于理性的考量，每個個體都會選擇出賣同伙。但這樣一來，每人都要被判五年，相比于兩人都保持沉默反而是更差的結果——這也正是該博弈被稱為“困境”的原因。而在演化博弈中，博弈者一般被視為沒有或僅具備較低理性的個體（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生物個體采取何種策略甚至可以完全由其基因型所決定）。

其二，在經典博弈中，博弈者的收益一般被理解為經濟學意義上的效用（utility）。效用常用錢的多少來衡量，但也可以用博弈者所偏好的其他東西來衡量。比如，在囚徒博弈中，人身自由時間長度的變化量就可以用來衡量收益。而在演化博弈中，收益被理解為個體經過博弈之后適應度（fitness）的改變。在生物演化的背景下，適應度大致可以理解為生物生存下來并成功繁殖后代的能力，通常用后代數量的期望值來進行估計。

其三，經典博弈論主要用于預測或解釋理性行動者在博弈場景下的策略選擇。而演化博弈論主要研究的是，選取不同策略的個體之間的博弈如何影響這些策略在種群中的分布和演化。

演化博弈論源于經典博弈論，其應用范圍后續也出現了從生物演化到文化演化的發展。演化博弈論最初用于研究自然界中生物性狀的演化，而這些性狀通常被認為是通過基因遺傳在代際之間進行傳遞的。然而，當該理論被重新引入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用來研究人的社會行為的演化時，上述假設就不完全適用了。人類不但經歷著生物意義上的演化，也經歷著文化意義上的演化（當然，并不是只有人類社會才存在文化演化，如鳥類求偶時的復雜鳴叫、鯨類的集體捕獵等社會行為，可能也是通過文化遺傳的方式傳遞給后代的）。雖然社會行為的出現需要一定基因的存在作為基礎，但人類的很多社會行為本身并不是直接通過基因遺傳的方式，而是通過學習和模仿等文化遺傳的方式從他人那里習得的。正因如此，用于研究社會行為的演化博弈論模型，更多采用的是文化演化或文化演化與生物演化相結合的建模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演化中，一個人學習和模仿的對象并不必然是自己生物學意義上的父母，還可以是自己的其他長輩、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學習和模仿的策略也是多種多樣的：一個人可能會選擇模仿身邊收益最高的人所采用的策略，可能會模仿周邊出現頻率最高的策略，還可能會模仿具有特定角色的人（如父母、老師或名人等）所采取的策略。這些不同的學習規則，會使文化演化呈現不同的動力學特征。

應用于社會行為研究

從演化博弈的視角來研究社會行為，最首要也是最基本的工作是構建不同類型的演化博弈論模型，以表明各種社會行為的涌現和維持在演化上何以可能。在這方面，一些科學哲學家已開展大量工作。下面將以公平分配以及語言和意義的演化這兩個方向的研究為例，展示演化博弈論視角下社會行為研究開展的方式和取得的成果。

其一，公平分配。一些經濟學家曾開展過這樣一類實驗：要求兩名被試共同分掉一筆錢，并讓他們各自在紙條上提前寫下自己想要的百分比。如果百分比之和大于1，那么兩人什么都得不到；如果百分比之和小于等于1，那么兩人可以分別得到自己想要的份額。該研究發現，絕大部分被試都會選擇索要50%或接近50%的份額。那么，如何解釋這一現象？

一些演化博弈論研究者設想了這樣一種場景：假設在一個種群中，個體之間兩兩隨機配對，分別圍繞著一份資源進行上述類型的博弈。每人索要的份額，可以理解為該個體在博弈中所采取的策略，而每種策略的平均收益則會影響到該策略在種群下一代中所占的比例。該研究發現，當該種群按照復制子動力學（replicator dynamics）的方式進行演化時，在大部分情況下，主張平均分配的個體會占據整個種群；但與此同時，也存在不少種群最終演化為多種非平均分配策略（如60%和40%）共存（即多態均衡）的情況。為解決這一問題，有研究者建議在策略的交互中加入正相關性，即個體與個體之間不是隨機兩兩博弈，而是采用相同策略的個體之間有更大的概率發生博弈。這樣一來，種群演化為多態均衡的情況就幾乎消失了。還有研究者進一步將個體間的博弈空間化，即每個個體只與自己的鄰居進行博弈，并且根據鄰居和自身的收益情況來更新自己的策略（如模仿最成功的鄰居所采取的策略），同樣可以使種群幾乎總是演化為所有人都平均分配的狀態。這些模型雖然都非常理想化，但它們為研究公平分配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其二，語言和意義的演化。語言符號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具有任意性，即語言符號的語音形式和意義之間往往沒有自然屬性上的必然聯系，而是社會約定俗成的結果。比如，在漢語中，我們用“蘋果”一詞來表示蘋果這種水果，但只要社會成員共同約定的話，“蘋果”一詞完全也可以用來表示桃子。如果語言是一種基于慣習（convention）而形成的交流系統的話，那么，那些最初的語言上的慣習是如何產生并維持的？

劉易斯（David Lewis）在《慣習》（Convention）一書中所提出的“發送者—接收者”信號博弈，為研究上述問題提供了一種重要的理論框架。在“發送者—接收者”信號博弈中，發送者可以感知周圍世界所發生的事態并發出某種信號，而接收者可以根據收到的信號作出某種反應。如果接收者作出的反應與事態相匹配，那么發送者和接收者均可獲得一定的收益；否則，兩者收益均為零。

{"data":"為方便討論，可以考慮一場只有兩人的信號博弈。其中，一人為發送者，另一人為接收者。假設只存在兩種事態{S1, S2}，發送者只有{σ1, σ2}兩種信號可以使用，接收者只能作出{r1, r2}兩種反應，并且反應r1只與事態S1相匹配，反應r2只與事態S2相匹配。在這樣的設置下，發送者有4種策略可以選擇。發送者策略1：S1→σ1，S2→σ1；發送者策略2：S1→σ1，S2→σ2；發送者策略3：S1→σ2，S2→σ1；發送者策略4：S1→σ2，S2→σ2。接收者也有四種策略可以選擇。接收者策略1：σ1→r1，σ2→r1；接收者策略2：σ1→r1，σ2→r2；接收者策略3：σ1→r2，σ2→r1；接收者策略4：σ1→r2，σ2→r2。只有兩種策略組合可以實現反應與事態的完全匹配，從而形成信號系統。信號系統A：；信號系統B：。","type":"text","ttsIndex":19}

以上的信號博弈只是發生在兩個個體之間，并且每個人的角色是固定的。該研究發現，如果將信號博弈的框架與演化博弈論相結合，使一個種群中的個體既可以是發送者又可以是接收者，兩兩之間隨機配對進行信號博弈，并按照復制子動力學的方式進行演化，那么種群將幾乎總是趨向于演化出以上兩種信號系統中的一種。這表明，在一定的條件下，種群中相互作用的個體可以自發學會發送信號，并演化出穩定的信號系統。

問題與展望

盡管針對社會行為的演化博弈建模工作碩果累累，但這一研究進路背后存在的一些方法論問題，尚未得到系統性解決和處理。這使得不少學者對基于演化博弈論的社會行為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產生了質疑。在這里僅簡單介紹兩種主要的批評。

其一，從“如何可能”的解釋到“實際如何”的解釋。同其他科學模型一樣，演化博弈論模型的構建也要基于一定的假設。當演化博弈論模型用于解釋人類社會行為的起源與演化時，相關假設包括人類早期社群的結構、文化遺傳發生的機制、博弈發生的方式等。相比于骨骼結構等性狀，與行為性狀相關的信息極難保存。在大多數情況下，科學家只能通過間接的證據進行推測。正因如此，一些研究者認為，演化博弈論模型所提供的僅僅是“假設性的故事”（just-so stories）。這些模型確實提供了某種解釋，但它僅僅是“如何可能”（how-possibly）的解釋，即在模型所設定的條件下，某種社會行為是有可能產生并維持的。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人們現在所具有的社會行為確實是通過這些模型所展示的方式演化出來的。比如，在關于公平分配的案例中，人類早期的祖先真的進行過模型中所描述的那種博弈嗎？如果演化博弈論模型中的關鍵假設不能得到有效的辯護和確證，那么它們所提供的解釋就只是關于社會行為“如何可能”演化的解釋，而不是“實際如何”演化的解釋。

其二，對于規范性的解釋。作為一種自然主義的研究進路，基于演化博弈論的社會行為研究也面臨如何從“是”（is）推出“應該”（should）的問題。基切爾（Philip Kitcher）指出，現有的演化博弈論模型未能對我們借以評價社會行為的概念和原則等“上層建筑”作出解釋。比如，在關于公平分配的演化博弈論模型中，雖然模型的設置使得種群幾乎總是演化為所有人都平均分配的狀態，但這并未解釋這種分配方式在何種意義上是“公平的”，或者為什么認為這種分配方式是公平的。此外，當模型中的個體更新自己的分配策略時，他們基于的是鄰居和自身的收益情況，而不是某種分配策略是否公平，這使得整個模型似乎與公平無關。演化博弈論模型如何能夠為理解社會行為（特別是道德行為）所體現出的規范性特征提供洞見？這將是基于演化博弈論的社會行為研究未來必須考慮的問題。

如果承認人類社會是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共同作用的產物，那么我們便有理由相信，演化博弈論可以為理解社會行為的起源與演化提供有益的洞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當前的演化博弈論已經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也不意味著演化博弈論未來可以單獨解決所有問題。社會行為所呈現的多樣性和復雜性，要求我們必須突破傳統的學科邊界，實現不同領域（包括心理學、人類學、考古學、靈長類研究等學科）的理論資源和經驗成果的整合——演化博弈論有潛力為這一綜合提供基本的理論框架。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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